现代传媒技术日新月异,资讯高度发达,像笔者这样坚持自费订报、读报、剪报、藏报,对报纸这种传统媒体依然情深义笃的人可能不多了。而我尤其对校报情有独钟,热衷于阅读校报、关注校报、为校报撰稿。

大学毕业后,我先后在华中工学院、武汉测绘科技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和苏州科技学院任教。每到一所新的高校,我都会通过校报了解学校的历史和现状,把握学校发展的思路和方略,熟悉学校的同事和校友,知晓学校的趣闻和轶事。出差到了兄弟院校,我也习惯找来校报看看,从中了解学校发展状况。我对上个世纪末第二次全国高等院校大调整以前的各高校情况较熟悉,很多知识来源于校报。

华中科技大学是我读书时的母校,武汉大学是我工作过的母校,我曾经担任两校的广州校友会副会长。最初收到武汉大学寄送的校报,我很欣赏,认为它对于加强校友与母校的联系很好,便建议华中科技大学效仿。十多年过去了,两所母校坚持寄送校报,深深感谢他们。

在华南理工大学担任党委宣传部长时,我兼任校报主编,与校报有了更加亲密的接触。我坚持浏览来自全国高校交流的近百份校报,学习好的办报经验。后来我担任学校党委副书记,仍然一直保持对校报的热切关注。现在,我还是经常阅读我工作过的四所高校的校报。

武汉大学是我国著名的百年老校、文化重镇,被称为“世界上最美丽的大学之一”。《武汉大学报》的主题策划、新闻采写、标题拟制、版式设计等都不亚于各家大报,充溢着浓浓的“文气”:深厚的文化底蕴、典雅的文学格调、精到的文字风格。

《武汉大学报》缅怀各界泰斗的文章,不啻为中国近现代文学史、哲学史、史学史、法学史、经济学史、政治学史和教育史的珍贵史料。最令人兴奋的是母校参与三峡工程、南水北调、西电东输等国家重大建设项目,在登月计划、智慧地球、南北极科学考察、重大传染性疾病防治等科技攻关中不断取得新的突破。

阅读《武汉大学报》,我每每为曾经共事的师长、朋友、学生的进步和成就而高兴。我曾不无自豪地说起,我的很多学生登上过地球“三极”(南极、北极和珠穆朗玛峰)。现在让我更加欣慰的是,已有修过我的课的学生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

2012年5月8日,《武汉大学报》专版纪念我国测绘学界“奇人”崔炳光先生,他99岁高龄去世。我在这个版面上读到高时浏老先生等人的文章,介绍崔先生的经历,十分感人。崔先生早年参加过为“飞虎队”开辟航线的中美航空测量队,毕生从事测绘教育和研究。崔先生90多岁高龄,还常坐着轮椅,用脚蹬地倒退着去图书馆查阅资料。轮椅是我国摄影测量与遥感学界的泰斗、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王之卓先生送给他的。轮椅原来用手驱动,崔先生年事已高,上肢无力,就自己设计安装了反光镜,改为用脚驱动倒行,像张果老倒骑毛驴一样,成为校园里一道奇异而感人至深的风景。崔先生治学严谨、一丝不苟,他晚年坚持做的一件事是,查阅、核实、校正测绘学名词术语。2010年2月,他以97岁高龄,刊印了《测绘教材及相关辞书中的问题》一书,受到国家主管部门的肯定和赞誉。

我在武汉测绘科技大学工作时,正值30多岁的黄金年华,在外文期刊阅览室查阅资料时,见到最多的就是王之卓和崔炳光先生,那时王先生已经80多岁,崔先生也年过花甲退休,前辈学者的勤勉精神激励我努力学习。现在二位先生都已作古,我深深怀念他们。

2012年寒假,我从《武汉大学报》读到长篇通讯《让敦煌在数字中永生》(2011年12月16日第一版),两院院士李德仁先生率领团队,运用现代摄影测量与遥感科技,将敦煌壁画进行三维数字重建,实现了千年文化遗产的永久保护和再现。受此启发,我以苏州市政府研究室特约研究员的身份向市政府提出书面建议,“让苏州园林在数字化中永生”,受到有关部门重视,被江苏省与苏州市共建苏州科技学院的方案采纳。

校报是校园文化的重要园地,是学校党委动员组织师生员工的号角和战鼓,更是师生了解学校的窗口、交流感情的平台。即使在传媒高度发达的今天,校报仍然是宣传舆论阵地不可替代的主渠道和轻骑兵。

莫道园小无奇景,花香蝶舞满眼春。我爱校报,今生今世,校报与我的教师生涯形影相随。我希望更多的朋友们关注校报、热爱校报,从这片小园中长知识、开眼界、受教育、陶性情。(作者系校友、苏州科技学院教授)

(迎接校庆120周年系列征文•相约武大)

(编辑:肖珊)

>>>“迎接校庆120周年”系列征文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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